对清北毕业生体制内内卷的详解
出国被批评，进体制内仍然被质疑，哪里是清北学生的去处？大国企与基层也是体制内，这些选择也被质疑，哪里才是应该的去处？
近期，高校陆续公布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，部分媒体报道引出的话题#七成清华毕业生进入体制内#，迅速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。随即，#为何清北毕业生去向那么受关注#、#体制内工作为何成为就业大热#等话题相继热搜热议。
不少人认为，作为最优秀高等教育代表的清北学子，应该从事科研或者顶尖公司的顶尖工作，去考公务员，是人才浪费。千军万马独木桥考上清北，为什么毕业之后要选择工资并不十分丰厚，而又一眼望到头的公务员岗位？
七成清华毕业生进入
体制内系误读
实际上，在舆论背后，冷静下来看就业质量报告，就会发现真正达到清华毕业生总数七成的应是深造率，而不是进体制内。
报告中称，清华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，其中去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.8%、30.3%、23.8%，合计69.9%。
也就是说，是清华2021年签三方就业毕业生中约70％进了体制。且该“体制”概念为广义范围上，包括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内，而狭义范围上，传统的公务员才算作“体制内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清华学子三方协议中，中国航天、国家电网、中核、中兵等大国重器尤为清华学子所爱。服务祖国，扎根基层的意识也极为强烈。三分之二进入党政机关的同学参与到基层选调中，去到祖国更需要的基层。
早在2019年，根据《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》，当年就业的北大毕业生就有超过75%进入体制内。进体制，并不是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热了起来，而是一贯有之。
同样，在疫情之前，清华学子就业进体制的比例就达到了60％-65％，2021届毕业生中基层选调生增加了约100名，这一比例才达到了69.9%。
清北学子进体制也并非部分舆论中认为的，紧张的就业形势使得清北学子更偏爱铁饭碗。2021届清华签三方就业毕业生中去往民营企业的比例为26.8％，而国有企业的比例略低于民营企业，为23.8％；同比2020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民营企业就业率为26.2％，基本稳定。说明清华学子在就业形势紧张的局势下，并未受到严重影响，优秀学子对于就业仍有选择权。进体制内也只是一种选择，不必过度解读，更不必用道德绑架。
但无疑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近些年考公、教资等体制内相关考试人数涨幅明显，的确热度非常。
公务员，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之一
2022届高校毕业生人数预估为1076万人，同比增长了167万，增量和规模均创下了历史新高。疫情之后，留学生回国人数激增，此前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发布过一组数据报告，2021年回国就业的留学生人数将首次突破百万。
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是1300万，其中城镇新增大约是1100万，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已占新增城镇劳动力的90%。
高等教育普及化，“人人都是大学生”的时代，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及本世纪初，就业问题主要在下岗工人群体上，当前就业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。但可供这些大学生选择的地方越来越有限，或者说符合他们期望的，越来越有限。
就业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，尤为严峻。比如，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提出将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定为1100万人，城镇失业率5.5％。
而实现1100万的目标并不容易，也可以说是十分艰巨。“没有出现规模性的失业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玮说。
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，稳定性成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方的重要需求。尤其是毕业生普遍向往更稳定的工作，公务员，是其中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之一。
体制热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内，国外大环境下也是如此。
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：疫情重新燃起人们对公共部门的兴趣，一方面，疫情增强了人们的公共服务意识，另一方面，在目前的经济衰退期，人们缺少其他选择，而公共部门的工作条件就显得相对具有吸引力。
受疫情和政策双重影响，旅游业、餐饮业、酒店业较为艰难，教培行业也已向公益性质转变，互联网、房地产行业收缩趋势明显。近些年，大学毕业生们的心头好互联网大厂因加班严重，工作生活平衡、整体工作幸福感、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，也劝退了不少人。
此前，全国共有70万家教培机构，吸纳了上千万从业人员。据智联招聘《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》，教培行业7月发布职位数比政策发布前的3月下降32.4%，原教培从业者中51.4%已为离职状态，25岁以下群体的离职比例达57.6%。这部分从教培大潮中退下来的年轻人，也加入了当年国考破200万的大军。
就业寒冬之下，公务员、国企、事业单位因其稳定性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。
体制内再次受青睐
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
历史上，曾出现过三次公务员离职潮：第一次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；第二次出现在1990年代初；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-2003年。
这三次离职潮都紧紧跟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脉搏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不少老干部决心寻找更广阔的天地，选择经商。具有代表性的是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，1982年王石从机关离职，到深圳创办公司，成为最早下海一批人中的一员。
90年代初，市场经济刚起步，给了年轻人很多的空间。1992年有12万名公务员辞职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。2002-2003年的离职潮，据新华社报道，从2000年1月-2003年6月，全国（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）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“下海”。
时代在变化，就业的口径对于优秀人才来说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宽泛。高等教育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，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而以清北为代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并不奇怪，因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首先需要承担更多造福人民的责任。
1952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，开始了对清华大学办学定位的大调整。站在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建设人才的角度，蒋校长给清华定下了“红色工程师摇篮”的培养目标，他多次表示，清华要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更多接班人。“又红又专，全面发展”一度成为清华事实上的校训。
而北大则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。鲁迅先生对北大的寄语：“北大是常为新的，改进的运动的先锋，要使中国向着好的、往上的道路走。”
“学而优则仕“，优秀的人才首先贡献给国家。对于清北等优秀学生扎堆进体制，也应在就业的角度之外，从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角度去理解。
刚刚过去的2021年底，33岁的清华硕士、选调生张昆仑担任诸暨市代市长。
“清华哥”张昆仑，选择来到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中间，以清华大学选调生的身份，先后担任金华市环保局局长助理、婺城区白龙桥镇党委副书记，如今又作为莘畈乡乡长，带领山乡百姓开启乡村生态旅游建设的新蓝图。
2021年初，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委书记靳力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。靳力这名“80后”和妻子王晓英（青海大学副校长）均为清华大学博士，已扎根西部十余年。
另外，优秀大学毕业生涌入体制内，成为公务员，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，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。
大家都在赞赏上海精准防疫水平，这种精准防疫背后，实际上是上海从基层街道到各级市级管理机关高治理水平的结果。90年代，上海当时的负责人就大规模引进大学生到基层街道工作，对于上海整体治理水平的提高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优秀的人涌入体制内，何尝不是一件幸事？
参考文献
张一雪 周怡然 邹碧颖 《28年间，国考报名人数为何增长482倍？》 财经杂志
《1980年代以来的公务员离职潮》 中国青年报
来源：中国教育在线（eoleoleol）
作者：中国教育在线 李璐瑶